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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，拜年始于明代的京师，至清代遍及城乡各地。按照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拜，是由两个“手”字和一个“下”字会意。简言之，即趴下磕头。在我的家乡过春节拜年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就都是先称呼一声所拜的对象，然后便趴地下磕头。被拜的往往会说：别磕了，别磕了。

拜年的高潮是大年初一的清晨。先是一家人少的给老的拜。然后是亲门近支的院中，按老少尊长的辈分各家相互拜。拜完院中，时间还早，大人们要等到天快亮时，方才结帮搭伙地拜遍全村。我们一帮子从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小伙伴们积极性最高，心中燃一团走街串巷的火，总是拜完了院中就迫不及待地去拜全村。

通常情况之下，我们都是七八个到十来个小伙伴扎堆行动。大家呼呼隆隆，打打闹闹，兴高采烈，逸兴遄飞。每到一户，进了屋便争先恐后地匍匐在地，一片声地高喊。生性调皮的便出洋相。特别是到了脾气好的老人家里，什么腔调的都有。老人们满脸堆笑，连声答应，有的还两手牵起自己的棉袄大襟作包袱状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！收下了，都收下了！”

大人们出动以后，我们在哪里迎上，就在哪里给他们磕头。大人们与大人们相遇，也是按辈份和齿序就地磕头。这工夫，有的人常好笑谑打趣：“吆！二哥，还磕不？”二哥木讷老实，说：“免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打趣的人忙说：“不，这个可不能欠帐！”随即就磕。假如被打趣的也是喜好笑谑的三哥，三哥则会说道：“磕！头年你就欠我一个，今年补上！”“说这个？冤枉人！我还真就不给你磕了。”“好小子，我看你敢！”一看三哥来卡脖子，只好赶紧跪了下去。“再磕一个！”“大过年的，别欺负人好不？”于是相对而笑，其乐融融。

我们村一共有七八十户人家。每年拜年，我和小伙伴们都嫌村子太小，磕头有限，还没磕够就拜完了。剩余的兴致尚如汹涌的波涛，虽经打闹也没有挥洒净尽，竟至于怅然若失。

吃过午饭以后，连老人们也走出自己的家门。辈份最高和年龄最长的老人，没有健在的拜年的对象，就去供着家堂的人家，给先人磕头。供桌上都摆有点心、炸货等一类供品。有的还摆有比碗口还大的切成方块的猪肉或整个的猪头。供桌前边的地下放一个蒲团。老人走近蒲团，两眼肃穆地望着挂了纸钱的家堂，先作揖，再磕头，然后起身又作揖。他们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是缓缓地进行，有的还念念有词，不知道是问候，是诉说，还是祈祷。

年少的我们拜年，纯粹是玩儿。青壮年们拜年，是遵循风俗习惯，有的就难免有任务观点，虽然也是磕头，膝部常不着地。惟独老人们最为认真——拜人认真，拜家堂尤其敬慎，正所谓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。他们那份对于先人的感情，他们在那一刻的所思所想，就青壮年而言，大概只有也到老来的时候，才能够揣摩，才能够体会，才能够理解。

有一年春节过后，有几个叔叔大爷在一块拉呱。一位叔叔说道，听说谁谁“今年没出门拜年。”

该谁谁是我们村的一个青年，解放后在县城里工作。各人想了一想，都说初一拜年时还真没有见他露面。于是都觉得他是个反叛。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有一个声音最响：“这个就欠揍！”我也不免忿忿，颇感匪夷所思。

“他爹就该管呀！”另一位叔叔说道。想是受了启发，一位大爷就说，哪里哪里有个在外边混事的小子，回家来撇腔拉调。有人问他：“多咱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昨日晚上。”他爹恰在跟前，一巴掌打了过去，骂道：“你给我’坐盆上’去吧，还’坐到碗上’！说’夜来黑了’就矮了你了？滚！”

大家都说“可该！”感到解气，好像那打向“坐到碗上”的小子的巴掌，也落在了我们村“欠揍”的小子的脸上。我那时绝对没有也不会想到，若干年后当我参加了工作，竟也成了一个肯定有人认为“欠揍”的逆拜年风俗而动的反叛。

记得我父亲曾旁敲侧击地批评我。他说，拜年这种风俗，未必然就是多么落后的东西。至少有一个好处：谁跟谁有了磕绊，平日里相互“本着”，等拜年时一个头磕到地下，隔阂就化解了。我那时听不进父亲的话。从那至今，没有再磕头拜过年。忽然忆及小时候拜年的那种欢欣，那种欢快，那种欢畅，那种欢趣，又特别是那种弥漫于整个村庄角角落落的和谐融洽气氛，满腔满腹都是向往的情愫。风俗是凝固的文化，是无须谁人号召和组织的一种群体自觉行为。一个人一定人文素养的的形成，与一定风俗习惯的濡染是分不开的。惟其如此，我说，也许当年我的反叛，真的是一个错误。